英雄的“惺惺相惜”向来不需要言语。无论是碧桂园还是恒大地产，它们虽比孙宏斌走得更远，但无一例外地在感受规模与速度之间权衡的困境，他们虽以自己的经历证实了孙氏路径成功的可能，但也放大了孙宏斌模式的缺陷。

　　地产沃尔玛

　　在杨国强发家的广东顺德农村，他有一个半土半洋的绰号，叫“BOSS杨”。据说他走在街上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称呼他，现在仍是如此。很多当地的村民并不知道他就是中国最大的隐形富豪，在他们心中，杨国强还只是当年那个坐在简单的办公室中，向乡亲们保证，把生意做到全国的农民。

　　那时，杨国强的规模情结就已展露无遗，这与孙宏斌起家时期的思路极其相像。一位早期跟随杨国强创业的碧桂园高管回忆说，在规模扩张的关键时期，杨国强经常提到标杆企业是沃尔玛。“他经常说，沃尔玛的利润只有3%，但生意做到全世界，这个家族就很富有了，所以我做开发，只求5%的利润，但要把生意做到中国的每个县城，一样可以很富有。”

　　杨国强将圈地目标对准中国内地的三线城市，广东惠州、东莞，重庆、湖南大量县级市的土地，被杨国强收入囊中，及至2007年碧桂园发布中报之时，杨国强的土地储备已高达4500万平方米，远远超过万科等被视为中国房企“排头兵”的企业。

　　“对规模的追求，杨国强不同于万科，万科追求的是销售规模，而碧桂园始终追求的是土地储备的规模，也就是圈占资源的规模，这与鼎盛时期的顺驰十分相像。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春生向记者分析。

　　据此，他认为在企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，碧桂园实际上是继承了孙宏斌在顺驰的发展思路。彼时，孙宏斌也在全国20多个城市拥有土地储备，最高时也超过1500万平方米，正是如此大面积的土地，确保了当时顺驰的销售回款规模，维持着其脆弱的资金链。

　　杨国强的“地产沃尔玛”帝国的梦想以及实现的路径，恰是对“狂人”孙宏斌规模路径的一种诠释与“致敬”。

　　吃透潜规则

　　2007年，树大招风的杨国强遭到了“围剿”，违规圈地成为扣在这位广东商人头上的最大一顶帽子。他对这样的社会评判非常不满，也感到十分委屈。于是多次对身边人抱怨，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不仅仅是乌鸦，我就不是乌鸦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杨国强的抱怨并非“得便宜卖乖”。他深深地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潜规则，并运用得游刃有余。“基本都是擦边球，找不到严重违法、违规圈占土地的切实证据。”一位曾参与“了解”碧桂园重庆圈地问题的国土资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。

　　杨国强身边的一位高管告诉记者，当时大规模圈占的土地，实际上很多都是不具备开发条件的生地，与当地政府签署的也多数是一级开发协议，即将生地做熟，然后再行出让，“当时杨总专门强调过，大幅的土地，主要就签一级开发协议。”

　　前述国土资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这种模式之下，碧桂园实际上只是代当地政府进行一级土地开发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未发生转移，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，碧桂园的“圈地”都不构成“事实”。

　　碧桂园扩张的“高潮”时期，就连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为碧桂园的行为定性的问题上，也是出言颇为谨慎，十分讳言“违规”二字。因为杨国强打的确实是擦边球，无法真正确定为违规圈地，至于土地闲置等问题，就更无从谈起。

　　草莽英雄对于这一切，更多的似乎是无师自通，只不过手段略有不同。“顺驰当年更多的是解读了土地出让金支付方式的潜规则，延长了自身资金链各个环节的腾挪空间，比如拖延、分期支付土地出让金等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放大了顺驰的资金效应。”周春生评价道。

　　冒险的底线

　　“杨国强、孙宏斌包括恒大，从企业经营战略上，实际上都是在资本市场上下赌注，碧桂园赌成了，孙宏斌没有赌成，而恒大还在等待最后的结果。”周春生对比了这三位行事风格颇为接近的企业家。

　　然而，资本市场终归是一把双刃剑，即便最终押宝押对了的杨国强，也不得不忍受资本市场带给他的“痛苦”，一度资金链条紧绷的碧桂园，试图以发行企业债来缓解资金之困时，资本市场却是给予无情的一击。

　　“孙宏斌后来很清楚地跟我说，资本市场永远不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你，他们能做的只是锦上添花，共分利益，放大资产的效应，资本市场不可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”顺驰元老王存向记者回忆当时孙宏斌的感慨。而杨国强也体会到了规模目标达到之后，如何将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资金支付范围内，始终是一个企业最难解决的命题。

　　2008年初，当杨国强5亿美元的企业债最终成功发行之后，另一个等待诞生的富豪，又有如当年的孙宏斌一般，在上市之前的最后一刻倒下，留在身后的，一样是一个庞大的土地资产的“沃尔玛帝国”。